司马相如《上林赋》叙上林诸水曰：丹水，紫渊，灞、浐、泾、谓，“八川分流，相背而异态”，“灏溔潢漾……东注太湖。”八川自入大河，大河去太湖数千里，中间隔太山及淮、济、大江，何缘与太湖相涉？郭璞《江赋》云：“注五湖以漫漭，灌三江而漰沛。”《墨子》曰：“禹治天下，南为江、汉、淮、汝，东流注之五湖。”孔安国曰：“自彭蠡，江分为三，入于震泽后，为北江而入于海。”此皆未尝详考地理。江、汉至五湖自隔山，其末乃绕出五湖之下流径入于海，何缘入于五湖？淮、汝径自徐州入海，全无交涉。《禹贡》云：“彭蠡既潴，阳鸟攸居。三江既入，震泽厎定。”以对文言，则彭蠡水之所潴，三江水之所入，非入于震泽也。震泽上源，皆山环之，了无大川；震泽之委，乃多大川，亦莫知孰为三江者。盖三江之水无所入，则震泽壅而为害；三江之水有所入，然后震泽厎定。此水之理也。
司马相如的《上林赋》中记叙了上林苑各个水流说：“丹水、紫渊，灞、浐、泾、谓，八川分流，相背而异态，灏溔潢漾，东注太湖。”这八条河流原本流入黄河，而黄河和太湖相距几千里，中间还隔着泰山以及淮水、济水、长江，怎么会和太湖扯上联系呢？郭璞的《江赋》中说：“注五湖以漫漭，灌三江而漰沛。”《墨子》中又说：“禹治天下，南为江、汉、淮、汝，东流注之五湖。”孔安国说：“自彭蠡江分为三，入于震泽，遂为北江而入于海。”这些都不曾详细考察过地理情况。长江、汉水到太湖中间还隔着大山，其下游又绕过了太湖而流向下方，径直流入大海，又怎么会流入到太湖呢？淮水、汝水则直接从徐州境内流入大海，其间更是和太湖一点联系都没有。《禹贡》中记载：“彭蠡既潴，阳鸟攸居。三江既入，震泽厎定。”从语言的对应关系上来说，彭蠡是水流停留积聚的地方，三江是水流注入的地方，并不是说流入太湖。太湖的上游被群山环绕，完全没有比较大的河流；太湖的下游，则有很多大的河流，也不知道哪些是所谓的三江。如果三江的水没有地方可去，那么太湖水便会堵塞而成为祸害；如果三江的水有地方可以注入，那么太湖就可以安定。这大概便是水的本性吧。
海州东海县西北有二古墓，《图志》谓之“黄儿墓”。有一石碑，已漫灭不可读，莫知黄儿者何人。石延年通判海州，因行县见之，曰：“汉二疏，东海人，此必其墓也。”遂谓之“二疏墓”，刻碑于其傍；后人又收入《图经》。余按，疏广，东海兰陵人，兰陵今属沂州承县；今东海县乃汉之赣榆，自属琅琊郡，非古人之东海也。今承县东四十里自有疏广墓，其东又二里有疏受墓。延年不讲地志，但见今谓之东海县，遂以“二疏”名之，极为乖误。大凡地名如此者至多，无足纪者。此乃余初仕为沐阳主簿日，始见《图经》中增经事，后世不知其因，往往以为实录。谩志于此，以见天下地书皆不可坚信。其北又有“孝女冢”，庙貌甚盛，著在祀典。孝女亦东海人。赣榆既非东海故境，则孝女冢庙，亦后人附会县名为之耳。
海州东海县西北方向有两座古墓，当地的方志称它们为“黄儿墓”。墓旁边有一块石碑，石碑上的字迹已经模糊得看不清了，没人知道黄儿是谁。石延年任海州通判时，有一次巡视下辖各县因而见到了这墓，说：“汉代的疏广、疏受就是东海人，这一定是他们的墓地。”于是称它们为“二疏墓”，并在旁边刻了石碑，后人又把这碑文收入了《图经》中。根据我的考证，疏广是东海兰陵人，兰陵今天属沂州承县，今天的东海县乃汉之赣榆，原本属于琅琊郡，不是古代的东海县。今天承县东四十里自有疏广墓，向东又二里有疏受墓。石延年不查考地志，只因为现在这里被称为东海县，就认为那两座墓是“二疏”的墓，这是非常错误的。一般来讲地名像这种情况的很多，没必要一一记述。我刚刚担任沭阳县主簿时，见到地方志中增加了此事，后世人不知道缘由往往认为是据实记录的。因此把这件事随手记录在这里，以表明天下的地理书籍也并不是完全可信的。“黄儿墓”的北面又有“孝女冢”，庙的外观很雄伟，是属于官府祭祀的庙宇。孝女也是东海人。汉代的赣榆既不属于现今的东海县的旧地，现在的东海既然不是古时东海的边境，那么孝女的墓地和庙宇，大概也是后人为了附和县名而捏造的吧。
《杨文公谈苑》记江南后主患清暑阁前草生，徐锴令以桂屑布砖缝中，宿草尽死。谓《吕氏春秋》云“桂枝之下无杂木。”盖桂枝味辛螫故也。然桂之杀草木，自是其性，不为辛螫也。《雷公炮炙论》云：“以桂为丁，以钉木中，其木即死。”一丁至微，未必能螯大木，自其性相制耳。
《杨文公谈苑》记载南唐后主厌烦清暑阁前长草，徐锴就让后主把桂树枝的碎屑撒在地上的砖缝中，多年生的杂草就全死了。并说《吕氏春秋》上提到“桂枝之下无杂木”。大概是由于桂树的气味能蜇死草木的缘故。但桂树能杀死草木，自是它本来的特性使然，它并不用气味去蜇草木。《雷公炮炙论》上说：“把桂木切成小丁，用以钉在其他树上，那树就会死去。”一个桂木丁是极微小的，未必能够蜇死大树，自是它的特性与其他草木相克罢了。
天下地名错乱乖谬，率难考信。如楚章华台，亳州城父县、陈州商水县、荆州江陵、长林、监利县皆有之。乾溪亦有数处。据《左传》，楚灵王七年，“成章华之台，与诸侯落之。”杜预注：“章华台，在华容城中。”华容即今之监利县，非岳州之华容也。至今有章华故台，在县郭中，与杜预之说相符。毫州城父县有乾溪，其侧亦有章华台，故台基下往往得人骨，云楚灵王战死于此。商吕县章华之侧，亦有乾溪。薛综注张衡《东京赋》引《左氏传》乃云：“楚子成章华之台于乾溪。”皆误说也，《左传》实无此文。章华与乾溪，无非一处。楚灵王十二年，王狩于州来，使荡侯、潘子、司马督、嚣尹午、陵尹喜帅师围徐以惧吴，王次于乾溪。此则城父之乾溪。灵王八年许迁于夷者，乃此地。十三年，公子比为乱，使观从从师于乾溪，王从溃，灵王亡，不知所在；平王即位，杀囚，衣之王服，而流诸汉，乃取葬之，以靖国人，而赴以乾溪。灵王实缢于芋尹申亥氏，他年申以王柩告，乃改葬之，而非死于乾溪也。昭王二十七年，吴伐陈，王帅师救陈，次于城父；将战，王卒于城父。而《春秋》又云：“弑其君于乾溪。”则后世谓灵王实死于是，理不足怪也。
天下间的地名错乱混杂，很难考察明白。比如楚国的章华台，亳州城父县、陈州商水县、荆州江陵、长林、监利县都有，乾溪也有好几处。据《左传》，楚灵王七年，“成章华之台，与诸侯落之。”杜预的注释是：“章华台，在华容城中。”华容即今天的监利县，并非岳州的华容县。监利县至今有章华台的遗址在县城中，与杜预的说法相符。亳州城父县有乾溪，它旁边也有章华台，在遗址的台基下常常会挖掘到人骨，据说是楚灵王便战死在这里。商水县章华台旁边，也有乾溪。薛综注释张衡《东京赋》引《左氏传》乃云：“楚子成章华之台于乾溪。”这些说法都是错误的，《左传》中根本就没有这些记载。章华台与乾溪原非一个地方。楚灵王十一年，王狩于州来，使荡侯、潘子、司马督、嚣尹午、陵尹喜帅师围徐以惧吴，王次于乾溪。这里就是城父县的乾溪。楚灵王八年许迁于夷，夷就在这个地方。楚灵王十二年，公子比作乱，楚灵王派遣观从跟随军队于乾溪，楚王的军队溃败，楚灵王逃亡到不知什么地方了。楚平王即位后，杀了一个囚徒，把楚灵王的衣服穿到囚徒的身上，把尸体扔进汉水漂流，然后把尸体打捞上来当做楚灵王安葬，以此来安定人心，而且让人从乾溪来报丧。楚灵王实际上被芊尹申亥氏勒死的，后来申亥氏把楚灵王的灵柩上报给了朝廷，朝廷才改葬了楚灵王，楚灵王并非死在乾溪。昭王二十七年，吴国讨伐陈国，楚昭王率领军队救陈国时，驻扎在城父县，将要开战时，楚昭王在城父县去世了。而《春秋》又说：“弑其君于乾溪。”那么后代的人说楚灵王确实死在这里，也就不奇怪了。
今人守郡谓之“建麾”，盖用颜延年诗：“一麾乃出守。”此误也。延年谓“一麾”者，乃指麾之麾，如武王“右秉白旄以麾”之麾，非旌麾之麾也。延年《阮始平》诗云“屡荐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者，谓山涛荐咸为吏部郎，三上武帝，不用，后为荀勖一挤，遂出始平，故有此句。延年被摈，以此自托耳。自杜牧为《登乐游原》诗云：“拟把一麾江海去，乐游原上望昭陵。”始谬用一麾，自此遂为故事。
今人将出任地方州郡长官称为“建麾”，大概是借用颜延年“一麾乃出守”的诗句而来的，这是一种误用。延年所说的“一麾”是指麾（挥）的“麾”，如同周武王“右秉白旄以麾”的“麾”，而不是旌麾的“麾”。延年《阮始平》诗的“屡荐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说的是山涛推荐阮咸为吏部郎官，为此三次上奏武帝，武帝都不用，后来阮咸为荀勖所排挤，一挥而斥之，遂出为始平太守，故延年有此诗句。延年也是被摈斥而为始安太守的，他作此诗也是用以寄托自己的情绪。自从杜牧作《登乐游原》诗，而称“拟把一麾江海去，乐游原上望昭陵”，始误用“一麾”一词，从此守郡称“建麾”遂成为典故。
除拜官职，谓除其旧籍，不然也。除，犹易也，以新易旧曰除，如新旧歳之交谓之“歳除”，《易》：“除戒器，戒不虞。”以新易弊，所以备不虞也。除谓之除者，自下而上，亦更易之义。
现在的人所说的除拜官职中的“除”是解除其原任职务的意思，其实不是这样的。这个“除”犹如当交换讲的“易”，以新易旧叫做“除”，如新旧岁之交的那一天就称为“岁除”。《易经》上说“除戎器，戒不虞”，意思是用新的兵器来更换旧的兵器，以防备意外情况的发生。而台阶所以被称为“除”，也是因为登台阶要自下而上，也有更换的意思。
世人画韩退之，小面而美髯，著纱帽。此乃江南韩熙载耳，尚有当时所画，题志甚明。熙载谥文靖，江南人谓之韩文公，因此遂谬以为退之。退之肥而寡髯。元丰中，以退之从享文宣王庙，郡县所画，皆是熙载。后世不復可辨，退之遂为熙载矣。
世人画韩愈的像，脸面小而有美胡须，头戴纱帽。这像所画的其实是南唐韩熙载，现在还有当时所画的韩熙载的像存着，题词非常明确。熙载谥文靖，江南人称之为韩文公，因此世人遂误以为退之。韩愈身体肥胖而胡须较少。元丰年间，以韩愈配享文宣王孔子庙，各州县孔庙所画的都是韩熙载。后世不再能辨别，韩愈竟变为韩熙载了。
今之数钱，百钱谓之陌者，借陌字用之，其实只是百字，如什与伍耳。唐自皇甫镈为垫钱法，至昭宗末，乃定八十为陌。汉隐帝时，三司使王章每出官钱，又减三钱，以七十七为陌，输官仍用八十。至今输官钱有用八十陌者。《唐书》：“开元钱重二铢四参。”今蜀郡亦以十参为一铢。参吾古之絫字，恐相传之误耳。
如今在计算钱币的数量时，称一百钱为“陌”，虽借用“陌”字，其实它只是“佰”字，就跟十钱用“什”字、五钱用“伍”字一样。唐代自皇甫镈始行垫钱法，至昭宗末年乃规定以八十钱为一陌。后汉隐帝时，三司使王章每开支国库钱币，又减去三钱，以七十七钱为一陌，输入国库的钱币则仍以八十钱为一陌。到现在收入国库的钱币还有以八十钱为陌的。
前史称严武为剑南节度使，放肆不法，李白为之作《蜀道难》。按孟棨所记，白初至京师，贺知章闻其名，首诣之，白出《蜀道难》，读未毕，称叹数四。时乃天宝初也，此时白已作《蜀道难》。严武为剑南，乃在至德以后肃宗时，年代甚远。盖小说所记，各得于一时见闻，本末不相知，率多舛误，皆此文之类。李白集中称“刺章仇兼琼”，与《唐书》所载不同，此《唐书》误也。
《新唐书》称严武为剑南节度使，放肆不遵礼法，李白因作《蜀道难》以斥之。按孟綮《本事诗》所记，李白初到京师，贺知章闻其名，最先去拜访他；李白出示《蜀道难》，贺知章还未读完，就已经再三再四地叹赏。这时应是天宝初年。其时李白已经创作了《蜀道难》，严武为剑南节度使则在至德以后的肃宗时期，二者年代相差甚远。大抵稗官小说所记，各得于一时的见闻，并不清楚事情的本末源流，故大多舛误，皆类似此种记载。李白的文集中称《蜀道难》是指斥章仇兼琼的，与《新唐书》所载不同，此事应是《新唐书》的记载有误。
旧《尚书·禹贡》云：“云梦士作乂。”太宗皇帝时，得古本《尚书》，作“云土梦作乂”，诏改《禹贡》从古本。余按，孔安国注：“云梦之泽在江南。”不然也。据《左传》：“吴人入郢，楚子涉雎济江，入于云中。王寝，盗攻之，以戈击王，王奔郧。”楚子自郢西走涉雎，则当出于江南；其后涉江入于云中，遂奔郧，郧则今之安州。涉江而后至云，入云然后至郡，则云在江北也。《左传》曰：“郑伯如楚，王以田江南之梦。”杜预注云：“楚之云、梦，跨江南、北。”曰“江南之梦”，则云在江北明矣。元丰中，余自随州道安陆，于入汉口，有景陵主簿郭思者，能言汉、沔间地理，亦以谓江南为梦，江北为云。余以《左传》验之，思之说信然。江南则今之公安、石首、建宁等县，江北则玉沙、监利、景陵等县，乃水之所委，其地最下。江南二浙，水出稍高，云方土而梦已作乂矣，此古本之为允也。
以往所传《尚书·禹贡》篇记载“云梦土作乂”，本朝太宗皇帝时得古本《尚书》，作“云土梦作乂”，于是指示将现存本《禹贡》篇的这五个字改从古本。我查考现存孔安国的注，谓“云梦之泽在江南”，这说法是不确实的。据《左传》所载：“吴人攻入郢都……楚昭王涉过雎水，又渡过长江，逃入云泽之中。昭王在泽中寝睡时，有劫盗攻击他，用戈来刺……昭王于是逃奔郧地。”楚昭王自郢都西逃而涉过雎水，那么他出逃时应该是先逃到了长江以南；此后他渡过长江而进入云泽，又从云泽逃奔郧地，郧即现在的安陆州。渡过长江而后至于云泽，进入云泽然后至于郧地，那么云泽必定是在长江以北。《左传》又记载：“郑简公到楚国访问……楚王和他一起在江南的梦泽打猎。”杜预注释说：“楚国的云梦泽，跨长江南北。”《左传》说“江南之梦”，则云泽在江北就是显而易见的了。元丰年间，我从随州取道安陆而到汉口，有个做景陵主簿的郭思，能谈论汉沔地区的古今地理，他也以为在长江以南的是梦泽，在长江以北的是云泽。我用《左传》的记载检验，郭思的说法是可信的。长江以南即今日的公安、石首、建宁等县，长江以北则即玉沙、监利、景陵等县。大抵这一带众多水流的汇聚，以云梦之地最为低下，而长江以南的湿地，在大水消退后要较江北稍高一些，所以说云泽中的土地刚刚露出水面，而梦泽中的土地已开始耕作了。此种记载，应该是古本的文字更为妥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