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末年，盗贼滋起，大群至数千人，小群以百数。上使使者衣绣衣，持节虎符，发兵以兴击，斩首大部或至万余级，于是作“沈命法”，曰：“群盗起不发觉，觉而弗捕满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后小吏畏诛，虽有盗，弗敢发，恐不能得，坐课累府，府亦使不言。故盗贼浸多，上下相为匿，以避文法焉。光武时，群盗处处并起。遣使者下郡国，听群盗自相纠擿，五人共斩一人者除其罪。吏虽逗留回避故纵者，皆勿问，听以禽讨为效。其牧守令长坐界内有盗贼而不收捕者，及以畏懦捐城委守者，皆不以为负，但取获贼多少为殿最，唯蔽匿者乃罪之。于是更相追捕，贼并解散。此二事均为治盗，而武帝之严，不若光武之宽，其效可睹也。
汉武帝末年，盗贼越来越多，大的盗匪群多达数千人，小群的也有几百人。皇上派使者穿上绣衣，拿着符节凭证，派军队进行攻击，斩首大的部队有的达一万多首级，于是建立“沈命法”，法律规定：“成群的盗匪出现没有发觉，发觉了而没有捕获到规定的标准的，二千石以下的官员到下级官吏主持这件事的人都判死刑。”这以后下级官吏害怕被杀，即使有盗贼也不敢上报，唯恐不能捕获，违反规定连累郡府，郡府也让他们不要上报。因此盔贼渐渐增多，上上下下却相互隐瞒，好躲避法令条文的制裁。汉光武时，成群的盗贼到处兴起，汉光武帝派遣使者下到各郡，听任盗贼们自已相互纠纷揭发，五个人共同斩杀一人的，免除他们的罪行。官吏们即使停留拖延、回避不前、故意放纵盗贼的，都不加追问，只以捉获讨伐的成效论处。那些郡守、县令犯了管辖区域内有盗贼而不收容捕捉的罪过的，及因为害怕软弱丢弃城池和职守的人，都不看作过失，只根据捕获盗贼的多少来评定优劣，只有包庇隐藏的人才判罪。于是互相追捕，盗贼们都解体逃散。这两件事都是治理盗贼的，而汉武帝的严厉不如汉光武宽缓，它们的效果不同是很明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