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口三可口
程海是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也是丽江市面积及水量最大的湖泊，以其丰富的水产尤其是以出产天然螺旋藻而闻名于世。
程海原本是一个开放型的湖泊，属金沙江水系，有一条河与外界连通，叫程河。湖与河的连接处有一个渔村，就叫河口村。后来，随着气候的变化，程海水位逐年下降，变成了一个封闭型的内陆湖泊。但河口的地名却保留并沿用至今。
河口村的出名是因了一副至今无人对出下联的绝对：河口三可口，辣椒、豆腐、白条鱼。这是一副拆字对：河口是地名，拆开后为“三可口”，指这个地主的三样名产:辣椒、豆腐、白条鱼。出句仿佛信手拈来,看似简单,但如果要求对仗工整又同样富有内涵,却难倒了一代又一代的文人雅士,以至至今尚无对句。
辣椒本是常见之物，但河口的辣椒却远近闻名。也许是因为这里的沙质土壤和独特气候，也许是因为当地的老品种，县内有条件的人家都喜欢购买这里的辣椒，作为居家的调味佳品。河口辣椒并非仅仅一个辣字，而是辣中有香，香辣可口。
豆腐也不是稀罕之物，但河口的豆腐就是与其他地方的豆腐不一样。究竟哪儿不一样，也许只有专家才能说出些什么来。但如果把河口豆腐与其他豆腐放一块吃，却是任何人都可以品出差异来的。如果吃惯了河口豆腐，其他地方的豆腐便不再有味。也许是水土关系，也许是工艺独到，总之，河口豆腐就是好吃，以至县里接待远方的贵客时，往往要驱车几十里，专门到河口采购豆腐。
如果说辣椒、豆腐是常见之物，那么白条鱼却是地道的特产。其实白条鱼并非河口独产，整个程海都有，但因了河口的辣椒和豆腐，这里的白条鱼也似乎更有味更出名了。
程海出产的鱼类有二三十种，特有鱼类有四、五种，但以白条鱼最受人们亲睐。
白条鱼产量低，一网鱼起来，白条鱼不过三两条。白条鱼长最长也不过一尺，体形纤长，浑身银白，肉质细嫩，味道鲜美。也许是蛋白含量高，在缺乏营养的年代，很多人家是把白条鱼当药品购买和食用的，只有体弱的老人、妇女和孩子才有优先吃到白条鱼的资格。
备足了三可口的东西，就可以美餐一顿了。煮鱼最好就用程海的水，活鱼下锅，豆腐也一块煮上。辣椒无需用香油浇淋，就着炭火烧了，不用舂，用手揉碎即可。新鲜的辣椒也行，烧熟了切碎做成蘸水即可。如果鲜辣椒和干辣椒拌在一块，风味就更加独特丰富了。鱼熟了，豆腐也熟了，用蘸水一蘸，那鲜的感觉，那香的滋味，不是亲口吃到真是无法体会。
离河口不远，是毛泽东的祖居地毛家湾，这一带的人都是在明朝年间从湖广迁来的，生性聪明，喜爱风雅，把很多事物都附上了文化的内涵，让外来的人感觉兴味盎然。
几百年过去了，河口三可口的对联始终只有出句。人们吃着三可口，想着三可口，绞尽脑汁，但总是无法圆满地对出下句。这只孤独了几百年的出句要到什么时候才会有对句，也许只有时间才知道。
河口三可口，辣椒、豆腐、白条鱼。欢迎天下人来品尝，也欢迎天下人来吟对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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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小英雄小故事
少年英雄——谢荣策
谢荣策，1931年11月13日，诞生在辽中县茨榆坨镇茨榆坨村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小时候因生活所迫，9岁就给地主放猪、放牛，受尽了地主老财的百般虐待。在他幼年的心灵里，就埋下了对地主老财仇恨的种子。因此，谢荣策少年时期就参加革命活动，担任茨榆坨村儿童团长。
谢荣策的童年是在苦水里度过的。社会的黑暗，生活的艰难，使荣策幼小心灵上萌发了反抗压迫的信念和力量。
1947年冬，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全国战场开始战略性反攻。尤其是东北各线进军更是神速，打得国民党部队丢盔卸甲，溃不成军。村里地主老财纷纷逃往沈阳。乡亲们如久旱盼甘露一样的心情，盼望着共产、解放军的到来。12月18日，解放军主力部队开进了茨榆坨村，谢荣策在小伙伴们的推选下当上了村儿童团长。
1948年春天，驻辽中一带的我人民解放军，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略部署，陆续开往前线。龟缩在沈阳城里的国民党军队，妄图打通沈辽要道，命令一个骑兵团，乘机对辽中东部四方台、茨榆坨一带进行骚扰。在这严峻时刻，刚满16岁的谢荣策经过斗争的锻炼，更加成熟起来。他不顾疲劳，日夜坚守战斗岗位，同敌人进行英勇斗争。
一天，谢荣策和武装队长肖洪义正在农会屋里擦枪，突然听到远处传来阵阵枪声。不一会儿，有人向农会报告说，从沈阳城窜出来的那股骑兵已经到了四方台，正沿着公路向茨榆坨村扑来。荣策和肖洪义不顾个人安危，掩护农会干部、土改积极分子和儿童团员安全撤出农会后，俩人才分头走出。与荣策同时离开农会大院的还有他的叔伯哥哥谢荣环，哥俩直奔谢家坟走去。当走到村西一座小土岗时，被国民党骑兵发现，敌人追上后，枪口对准他们凶狠地叫嚷：“你们是不是儿童团？快说!不说实话就崩了你们!”荣策不谎不忙地说：“我们是学生。”一个国民党骑兵不耐烦地说：“学生？管他妈干什么的，带走。”于是，荣策和荣环被敌人捆绑着拴在马缰上，带到村子里。
地主宋四环，听说国民党军队进村的消息后，穿上长袍，得意洋洋地走出了家门。当他看见荣策被匪军捆绑着时，幸灾乐祸地走了过去，提高嗓门对院子里的匪兵说：“唉呀？这不是我们茨榆坨村大名鼎鼎的儿童团长谢荣策吗？”宋四环的一句话，惊动了那些正在院子里、屋子里抢东西的匪兵，一个个象恶狼似的向荣策扑来。一个敌军官疯狂地叫嚷：“把这小子带进来，给我打!”几个匪兵把荣策推进屋，抽一阵皮鞭。荣策怒不可遏，咬牙切齿地大骂敌人。当天下午，这伙骑兵押着荣策回到团部驻地四方台村。
国民党骑兵团长尚其悦以为荣策年纪小，只要稍用严刑就可以从荣策口中得到我军情报，酷刑一招接一招，“你们的部队上哪去了？你们那帮穷人头子都跑到哪去了？”敌副官恶狠狠地追问。荣策瞪着愤怒的眼睛：“不知道!不知道!”敌人咆哮着：“来人，夹他手指头!”敌人用竹筷子狠狠地夹住荣策的十指，荣策用尽全力反抗着。一会儿工夫，荣策的脸变得苍白，但他还是咬紧牙关，宁死不屈。敌副官一遍又一遍吼叫：“谢荣策，你到底是说还是不说？”“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接着又是一阵皮鞭落在荣策身上。残暴的国民党骑兵团长见荣策不怯硬，便耍起软招。当天晚上，狡诈的副官假惺惺地装出一副笑脸，拍着荣策的肩膀说：“受苦了吧？小小的年纪应该放聪明点，干嘛要跟***跑呢？”荣策理直气壮地大声说：“是***救了我，我就要永远跟着***，死也不向你们投降。”
3月12日早晨，敌副官假惺惺地要请荣策吃饭，被荣策严词拒绝了。但敌人没有死心，晚上，他们把荣策带到团部，荣策虽遍体鳞伤、疼痛难忍，但他仍坚强地挺着腰板走。一进屋，那个副官假献殷勤，对荣策说：“请坐!请坐!”荣策理也不理，怒目环视四周。国民党骑兵团长尚其悦来到荣策面前，哈哈大笑说，“好啊，你这个小孩长得确实不错啊，这样吧，我看你年纪小，又聪明能干，以后就给我当个勤务兵吧。”荣策满腔怒火，他猛地闯到尚其悦跟前说：“呸!我是***儿童团长，死也不给国民党干事。你这个团长当不多久了!等我们大部队回来抓到你，我还要审讯你呢!”尚其悦的脸刷地变了，凶相毕露地尖叫着：“好厉害的小兔崽子!你不想活了吗？”荣策正言厉色地回答：“为什么不想活？是你们不让我活!”尚其悦气急败坏，歇斯底里地对士兵下令道：“把这个穷人头拉出去，枪毙!”
3月13日早晨，荣策见到了荣环哥说：“我不回去了，你回去告诉我妈妈，不要难过，革命是胜利的。”
1948年3月13日，天空突变，乌云压顶，北风怒吼，古老的四方台大庙前变得杀气腾腾。人们立刻意识到刽子手要行凶了。敌人押着荣策和肖洪义，谢荣策和肖洪义昂起头，神色自若，步履坚定地登上广场中的一个小土台上。尚其悦骑着马来到荣策面前说：“怎么样，谢团长，你不怕死吗？”荣策慷慨激昂地说：“怕死就不参加儿童团!我们的军队一定会打回来，***一定会给我报仇!”敌人无计可施，凶残地下了毒手，罪恶的子弹打响了，年仅16岁的谢荣策和肖洪义，为人民的解放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1949年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辽中县委员会追认谢荣策为革命烈士，将他的遗体安葬在茨榆坨烈士陵园，并为谢荣策立了纪念碑，碑上刻着：“谢荣策小烈士千古!”
1984年3月，中共沈阳市委决定，进一步修建谢荣策烈士陵园。10月13日，谢荣策烈士像塑成，在塑像基座正面大理石上，原中共沈阳市委第一书记李涛同志题写的“少年英雄谢荣策”七个大字，寄托着人们对烈士的怀念和哀思!
小宣传员——石宝芹
石宝芹,1932年11月生，江苏响水县陈家港南林人。1947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军队再次占领陈家港后，严密封锁，大镇区内生活资料严重匮乏。石宝芹为谋生计，经常用火油，火柴等到王集（今南河）头甲一带去换些玉米，面粉，山芋干等，回去充饥度日，在频繁的往来中．她们与南河区民主政府逐渐取得了联系。1947年秋，开始将南河区民主政府的油印宣传品带进被敌人侵占的陈家港，宣传土地改革，全国解放战争形式等提高群众觉悟。
农历腊月末的一天拂晓前，在新民街巷内挨户地把传单塞进门。天亮后，国民党反动派军队发现了***的传单，立即进行追查。由于叛徒告密，当天晚上，石宝芹等四人落入敌手。在牢中，敌人威逼利诱，但她们众口一词；“不晓得”，“不知道什么传单、小报”。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她们坚贞不屈。翌年2月16日，四个姑娘被国民党军队押往南潮河闸堤内，反动军官对她们说：“还有最后机会，谁交待了谁就可以回家。”而四个姑娘齐声说说“你们要杀就动手吧，没有什么可讲的。”最后国民党军队残忍地将她们四人全部杀害。石宝芹英勇就义年仅16岁。
苏中少年英雄——周银海
周银海，1933年生，江苏靖江侯河乡幸福村人。家境贫困，主要靠父母种地主的租田糊口，生活朝不保夕。幼小的周银海不得不帮大人干活，有时挖点野菜充饥。
1940年新四军东进，周银海的家乡获得解放，从而使他有机会入学读书，接受革命教育。1943年，乡里成立农抗会和儿童团，周银海高兴地报了名，成为一名儿童团员。从此，他白天上课，晚上到村头、路口站岗放哨，每次都能出色地完成任务。
一天傍晚，周银海扛着红缨枪在路口站岗，突然村外来了一人。此人身穿长袍，头戴礼帽，腋下夹着一只小布包，像是教书先生。周银海想：“怎么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于是便举起红缨枪，拦住来人要路条。那人见此情况，连忙掏出路条给周银海看。这时，乡农抗会吴会长正好路过此地，一看来人是县委的陈部长，两人不禁哈哈大笑。陈部长见周银海办事认真，表扬了他，并鼓励他好好学习，跟***干一辈子革命。从此，周银海在儿童团干得更出色了，不久当上了儿童团团长。此后，他经常带领儿童团员在村里唱歌、上操，在路口站岗、放哨，还多次配合民兵破路拆桥，常常受到区乡干部和村民的赞扬。
1946年，土地改革运动在周银海的家乡展开。那里有8家大地主，都是远近闻名的吸血鬼，剥削农民心狠手毒。运动中，周银海带着儿童团员，配合民兵监视地主的行动。在一次斗争地主的大会上，他领着儿童团不时高呼口号，使斗争大会开得十分热烈。这年冬天，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大举进攻解放区。国民党军队对靖江实行重点“清剿”。因为靖江是苏中解放区南部的“门户”，侯河区是靖江县的老解放区，迎祥乡又是靖江的土改实验乡，所以国民党反动派决心要将这里的***员和革命干部斩尽杀绝。
1947年1月18日清晨，国民党整编第四师对侯河地区进行“扫荡”。周银海发现敌情后，立即通知正在准提庵小学开会的乡干部，要他们迅速转移。为了掩护这些乡干部撤退，周银海挺身而出，将敌人引开，自己却英勇被捕。
敌人将周银海押进团部，逼他供出谁是***干部和干部家属，周银海坚定地说：“我不知道！”。敌营长命令士兵把周银海按倒跪在地上，一边压杠子，一边要周银海说出谁是***，直至把周银海压昏过去。敌人又舀来一盆冷水泼向周银海。周银海透了口气，一字一句地说：“你们这些狗东西，就是打死我，我还是不知道！”敌人又搬出老虎凳，把周银海绑在凳上，脚后跟下塞进一块块大砖，上到四块，他又一次晕厥过去。从上午直到深夜，敌人还在对这个钢铁般的少年不断用刑。在敌人的酷刑下，周银海一次次昏迷过去，但是始终没有屈服。。
第二天，敌人将全村乡亲集合在晒场上，把周银海带到人群面前，要他当场指认谁是***干部和干部家属。周银海环视四周，大声喊：“乡亲们，解放军一定会打败反动派！”敌人见无计可施，就放出狼犬，将周银海身上的肉一块一块地咬下来……周银海始终没有屈服。敌人一无所获，就将周银海拖到晒场枪杀。刚满14周岁的周银海壮烈牺牲！
解放后，靖江文教科曾在小学语文教材中，编入《儿童团长周银海》一文，以他的光辉事迹教育全县青少年。
苏北少年女英雄——马秀英
马秀英,1929年6月生。江苏淮安县石塘区南涧乡近采桥镇（今，淮安市朱桥镇洼圩村）人，出身于穷苦农民家庭。1945年10月16岁加入中国***。l946年2月担任石塘区黄卢(南)村妇女会长。
1946年12月，一天下午，石塘圩子的五六个还乡团分子来抓马秀英和妇女会成员。此时，秀英和几个妇女会员正在黄卢村为联防队做军鞋。秀英接到村民报告，即分头转移。她扮成回娘家的小媳妇向东南方走，在洼圩北门遇上黄兆云带领的“还乡团”。黄兆云一眼认出秀英，一群还乡团分子像疯狗似的窜上来，一拥而上扭住她的胳膊，把她押到周庄圩子里。
在周庄圩子里，黄兆云妄图从她的口中得知我地方党组织的秘密以及妇女会成员的名单，对她软硬兼施，逼问***组织和妇女会员名单。秀英被肆意凌辱，严刑拷打：鞭子抽，杠子压，灌辣椒水，坐老虎凳……
面对酷刑，秀英斩钉截铁地回答：“要人头有一颗，要名单办不到！”
最后，黄兆云把她押到仇夏庄残杀。马秀英牺牲时年仅17岁。
英雄群体：十二小英雄的故事
土地革命时期，在陕甘黄土高原上，有一支神出鬼没的少年武装——红军少年先锋队。他们在党的领导下，跟随红军打土豪，分粮食，发动群众，消灭白军，创造了一系列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1931年的冬天，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里，刘志丹带领一支红军游击队，在陕甘交界的桥山中行进。雪已经下了几天，山川白茫茫的一片。刘志丹正带领队伍走下一座山，突然发现雪地里躺着两个孩子。他急忙跑过去摸了摸，又趴在一个孩子的胸口上听了听，然后向后摆手说:“有救!”说着，他解开老羊皮大衣，把一个冻僵了的孩子暖在了怀里。
经过刘志丹和游击队员们的抢救，两个孩子苏醒了。刘志丹一问，才知道那个胖墩墩的少年叫王有福，15岁，是地主家的小羊倌。那个低矮黑瘦的少年，名叫赵玉杰，是小乞丐，因为他爱蹦爱跳，外号叫虼蚤。他们俩受不了地主的压迫和剥削，凭着半张革命的传单，到山里去找穷人的队伍。因冻饿交加，坡陟路滑，滚下山坡，差点冻死。幸好碰上了红军的队伍。
从此，王有福和虼蚤就跟着红军游击队活动。后来，又有十多个穷孩子，也陆续来到游击队里。他们大都十三四岁，最小的小柱子只有11岁。刘志丹、谢子长同志见他们年纪小、体力差，而游击队要经常行军，生活太艰苦，就劝他们回去，可是他们不干，死缠活赖地要当游击队员。
游击队准备出发了。突然，从队伍的尾部，传来了一声“立正”的口令。王有福和小伙伴们端端正正地站在队伍的排尾，一个个双脚并拢，胸脯挺起，神气十足地注视着前方。王有福跑到刘志丹面前立正敬礼，大声报告:“娃娃班应到11人，实到11人，一个不短!” 刘志丹望着这些可爱的孩子，和谢子长交换了一下眼色，温和地说:“好吧，等指挥部讨论一下，看是不是可以成立个娃娃班!”
第二天，娃娃班就正式成立了，王有福任班长。总指挥部还派来了一位指导员——边德荣(他是陕西耀县交王村人，矿工出身，后任陕甘边骑兵连连长，1936年在战斗中牺牲)。边指导员每天领着娃娃班操练，还教给他们唱歌，说故事，很受孩子们爱戴。
有一天晚上，部队驻在艾蒿洼。娃娃班住在离村二里多路的小窑科。孩子们正在睡觉，突然，从艾蒿洼传来了激烈的枪声。王有福一骨碌爬起来，叫醒小伙伴，大家提起小马枪、梭标、大刀、小木枪，赶忙跑出村，朝西北的一条驴巴梁上爬去。等爬到了高高的石崖上边，发现在崖下不远处的村庄，硝烟弥漫，黑压压的敌人，正在机枪的掩护下，向村子里进攻。游击队的处境十分危险。
孩子们十分焦急。忽然他们发现石崖下边的小沟渠里，驻着一群敌人。王有福立刻命令:“狠狠地打!”原来这是陕北有名的大土豪张廷芝的队伍。接着，子弹、手榴弹、石头块，居高临下，向敌人的头上飞去。崖下的敌人万没想到石崖顶上会有游击队从背后袭击，结果敌人倒的倒，逃的逃，指挥一下子失灵了。
村子里被围困的游击队，趁敌人慌乱的机会，猛冲猛打，反败为胜，把敌人打跑了。 战斗结束后，游击队员们知道是娃娃班出奇兵，捣敌营，解了围，都夸他们机智、勇敢，人小志气大!
1932年2月22日，在甘肃省正宁县三泉原，举行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支队授旗典礼大会。会上，游击队总指挥谢子长宣布娃娃班改名为红军少先队。刘志丹把一面绣着“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支队少年先锋队”的旗帜，授给了少先队队长王有福。红军少先队成立后，跟随红军游击队打土豪，分粮食，学文化，学军事，宣传革命，还打过几次胜仗。少先队员们渐渐地都成了能打仗、能站岗，又会做群众工作的战士了。
当年旧历正月初二，少先队决定到财主的城堡何姑绅去“拜年”。太阳刚露头，在通往耀县何姑绅的路上，走着一群化装拜年的少年人:虼蚤引着一条大黄狗，边走边玩；七石子戴着学生帽，穿着黑制服，提着一个马头琴盒子，走在虼蚤后边；余免娃扮个新媳妇，骑在黄马上；王有福装个揽工汉，牵着马；边德荣手里拿个旱烟袋，走在后边。城门前，民团哨兵检查行人，对这一家来拜年的没有注意。虼蚤大摇大摆地走到哨兵跟前，伸腿将他绊倒，被边德荣和王有福一人一刀，结果了哨兵的性命。埋伏在后边的游击队员，立刻冲进城去，干净、利落地收拾了城里的敌兵和土豪。
还有一次，少先队按照刘志丹的命令撤退隐蔽。少先队跑了100多里路，连饥带渴，早就疲惫不堪。天黑了，王有福带领少先队员们进村子歇息，在孙老汉的家里，大家一坐下，就呼噜呼噜地打起鼾声。突然，哨兵跑来报告:敌人包围了村庄。王有福忙叫醒队员，组织突围。敌人用机关枪封锁了门口，密集的子弹，直往土窑里扫射。少先队员们扔出几棵手榴弹，把敌人炸死一大片，其余的都退了下去。
敌人从烟囱里丢下来两颗手榴弹，把土炕炸塌了。孙老汉抱来一大卷羊毛毡，挡住破烟囱，说:“快，往毡上浇水培土。”队员们依法加固了两个烟囱。敌人又往窑里冲锋。队员们用长枪、刺刀、手榴弹，一次又一次地消灭敌人。打退了敌人的第八次冲锋之后，子弹快完了。手榴弹也快完了。少先队员们准备和敌人作最后拚搏。孙大爷却拉着王有福的手说:“不行啊，孩子，那么多的敌人，你们一伙娃娃，怎么冲得出去我想起一条路:在中窖下边，有个地窨子。窨子里边，有二里多长的地道，直通后沟。这是早年跑土匪时打的，你们从这里出去。”说着，老人和有福揭开了窨子口，让队员们快下去。王有福就领着少先队员钻进窨子，穿过地道，来到后沟，又顺坡向上，离开了村子。
敌人抓住了孙老汉，问红军少年先锋队到哪里去了。孙老汉说他亲眼看见双方打得正紧火的时候，忽然一阵旋风，满窑的娃娃都不见了!“那是神兵呀，怎么抓得着你们没有听人说；‘先锋队，是旋风，来无影，去无踪吗说打你鼻梁，不撞你眼睛，靠你凡人，怎能胜神兵”说得神乎其神。从此以后，红军少年先锋队便被称作“旋风队”，说成“神兵”了。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红军游击队迅速地扩大，先后组织了红26军，红27军，每个军下边都有几个团，每个团都有一个少先队或先锋连。到1935年秋，红军少先队员发展到二三百人，成为红军中一支活跃的战斗力量。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陕北的红15军团(包括红25军、红26军、红27军)配合中央红军在直罗镇打了个大胜仗。直罗镇战役，战斗异常激烈，红军向敌人猛扑，决心攻下直罗镇，敌人以猛烈的火力，密集的机枪子弹，阻挡红军前进，许多红军中弹牺牲。
山梁上有12个少先队员看得真切，急得哭了。小队长小柱子见西北风刮得很猛，他想出了主意，叫队员们准备了一些麦子土，用干粮袋和衣裳包着，绕过山头，向敌人的机枪阵地扑去。乘敌人不备，他们用手榴弹炸毁了敌人三挺机枪。小柱子指挥队员居高临下，把细面子土向空中扬洒。西北风吹着尘土，象是雾团，搞得敌人睁不开眼，打不准枪。少先队员们乘机冲入机枪阵地，一阵子手榴弹，打得敌人机枪阵地大乱。红军趁机攻上山梁，拔了敌人的机枪火力点。可是在战斗中，王芽、小柱子等12位少先队员被敌人俘虏了。
敌人把12位小战士押送到师部审问。一个白军军官，提着明晃晃的马刀，指着小柱子问:“你是干什么的”
“干革命的，干打倒反动派的!”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红军战士，我叫少年先锋队员!”
白军军官又追问“包围我们的红军有多少快说!”
“我是红军宣传员，打起竹板才能说，你给我竹板。” 小柱子说。
白军军官不懂竹板，只好答应自己用刺刀敲枪筒，叫小柱子说快板。
小柱子说: “猫头鹰眼，先别转，包围你的红军你看不见，满西北、遍江南，人数好有几万万。……”
猫头鹰眼气得发了疯，命令士兵在隔壁房间准备好刑具。小柱子临危不畏惧，继续说着快板，其他11个少先队员一齐和着他的调子:
“同志们，齐步走，红彤彤的太阳在前头。少年先锋队真英勇，不怕受刑，不怕杀头，永远跟着***，向前走呵，向前走! ……”
几十个气急败坏的敌人涌进来，把12个少先队员推进刑讯室。一连好几天，敌人对这12位小战士用了种种酷刑：鞭打、吊拷、压杠子、坐老虎凳、上夹棍、竹签钉指头、烙铁烫……他们一次次晕厥，又一次次被凉水泼醒，却始终没有一个人投降、变节，没有一个人向敌人暴露红军的机密。 敌人又恨又怕，把这12个英勇不屈的小战士分别用木棍痛打，用马刀乱砍……
就这样，12位少先队员被敌人凶残地杀害了。人们把他们称为12小英雄。
第二天深夜，少先队员王有福，领着一支由18名少先队员组成的小分队，向直罗镇飞奔。他们端着手提冲锋枪，从四面八方向敌人射击。正在“围剿”游击队的敌人，腹背受敌，以为红军主力又来消灭他们，夹着尾巴逃跑了。
直罗战役后，少先队进行了整编。300多名红军少先队员，编成了三个少先连，一个少共营。不久，英雄的少先队员们，高举红旗，唱着《抗日少年先锋队歌》，雄赳赳地奔赴抗日战场。
1956年，农村普遍建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对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1958年后增加“坏分子”，简称“四类分子”）规划入社，经群众评审，领导批准，表现好的吸收为正式社员，表现一般的为候补社员，对表现坏的进行监督劳动。由公安派出所协助治保委员会对“四类分子”建立汇报、义务劳动等评审制度，每年对“四类分子”表现进行鉴定。1956年，上海县有“四类分子”3602人，规划入社1529人，其中评为正式社员188人、候补社员1116人、监督劳动225人；西郊区有“四类分子”3081人，规划入社2209人，其中评为正式社员859人、候补社员1142人、监督劳动208人。1958年12月，全县“四类分子”7078人，规划入社 6472人，其中正式社员 1954人、候补社员 2682人、监督劳动 1285人、未定型 551人，未规划入社的老弱病残和其他职业者606人。60年代，随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的开展，逐步建立严格的“四类分子”外出、来客等汇报制度，取消“四类分子”一切政治权利，规定一定的集中学习和义务劳动时间。至1978年底，全县有“四类分子”3061人，其中地主427人、富农1180人、反革命分子856人、坏分子598人。历年累才有 3199名“四类分子”“摘帽”，其中地主503 人、富农1552 人、反革命分子673人、坏分子471人。1979年按中共中央规定，为大多数“四类分子”“摘帽”，年底尚剩40人，到1983年全部摘帽”。
贵州一男子田里偷菜落下塞满大钞的钱包，菜地主人喊话偷菜贼。
在贵州毕节，一个菜地主人在自己种的菜地发现一个装满百元大钞的钱包，里面还有钱包主人的信息。但这个钱包却是一个偷菜贼留下的，菜地主喊话偷菜贼想要拿回钱包把偷的白菜拿回来。
菜地主表示，种在外面的菜经常会被偷菜贼光顾，不是少几个白菜，就是少几个辣椒，茄子啥的。因为现在物质水平上去了，被偷几个菜觉得正常无所谓。
但是这个偷菜贼钱包里满满地的钱，还去偷别人家菜地里的菜，真的让人怀疑他的素质。省钱也是要有方法，偷别人的三瓜俩枣儿富不起来。
现在去拿钱包还是不去拿钱包，就要看钱包主人的想法了。个人觉得还是主动承恩自己的错误，虽然会不好意思，但事儿是自己办的。
贪小便宜吃大亏，可能就是应了这句话。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这几个菜对于才菜地主并不算什么，但在道德层面上，真的太丢人了。
穿着的衣冠楚楚，甚至有房有车，还虎视眈眈菜地里的菜，是啥原因才会伸手偷菜。有的网友说可能是人的素质，也有的说可能是为了解压。
一棵菜是没有多少钱，但是人家从种子一点点培养长大的菜，菜地主也是付出辛劳。记得小时候听过一句话，从小偷针，长大坐牢。如果你有孩子，应该怎么和孩子说你的行为。
在现在社会里，每个人都有压力。有压力应该选择一个正确的方法排解压力，不能将偷盗别人的东西，当做自己的乐趣。
如果谁都用这样的方式解压，警察岂不是要忙坏了。有压力可以试试散散心，找朋友诉苦，出去跑几圈。哪一种不都是有益身心健康的方式。
这个偷菜的事情，虽然当地村民已经习以为常，但不能纵然偷盗的行为。虽然丢的东西不值钱，但你也属于伸手偷了。
很赞同菜地主的方法，想要钱包把菜送回来。钱包主人也要面对自己偷盗的事实，什么是偷盗，没有经过别人允许私自拿别人的东西就是偷盗。
不管拿地东西值不值钱，但行为已经发生了。其实换一种方式，你和菜地主要一颗白菜，人家可能就送你了，要都比偷好。
菜地主在自己菜地捡到装满百元大钞的钱包，喊话偷菜贼，想要钱包就把偷的白菜送回来。
中央决定给得到改造的四类分子摘帽
对地富子女的成份也作了明确规定
新华社北京 中共中央最近作出关于
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
。
中央的决定说，考虑到我国农村完成土地改革和实
现农业集体化以后，地主、富农分子经过二十多年以至
三十多年的劳动改造，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自
食其力的劳动者，因此对地、富分子的摘帽问题和地、
富子女的成份问题，作了适合新的情况的相应规定。中
央认为，落实好这方面的规定，将有利于更好地调动一
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决定指出，除了极少数坚持反动立场、至今还没有
改造好的以外，凡是多年来遵守政府法令、老实劳动、
不做坏事的地主、富家分子以及反、坏分子，经过群众
评审，县革命委员会批准，一律摘掉帽子，给予农村人
民公社社员的待遇。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农村人民公
社社员，他们本人的成份一律定为公社社员，享有同其
他社员一样的待遇。今后，他们在入学、招工、参军、
入团、入党和分配工作等方面，主要应看本人的政治表
现，不得歧视。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社员的子女，他
们的家庭出身应一律为社员，不应再作为地主、富农家
庭出身。
为了贯彻执行中央的这一决定，公安部就有关事项
发出了通知。公安部的通知说，中央关于地主、富农分
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是在全党工
作着重点转移的新形势下采取的一项重大决策。依靠广
大人民群众，把地、富、反、坏分子中的绝大多数改造
成为守法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是毛泽东同志的一贯思
想，是我党的一项重大政策。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长
期努力，绝大多数四类分子是愿意接受改造的，在林彪
、“四人帮”横行的时候，有破坏活动的为数极少，充
分证明了党的改造四类分子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成功
的。中央决定，对已经得到改造的绝大多数四类分子摘
掉帽子，这对于进一步调动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
极因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具有极其重
大和深远的意义。
通知指出，贯彻落实中央的这一决定，必须坚持实
事求是的原则。就一个地方、一个单位来说，需要继续
监督改造的四类分子，可能有，也可能没有，一定要从
实际出发，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不要搞什么比例
数字。
通知说，对城市街道、厂矿、企业、机关、学校的
四类分子的摘帽问题，以及正确对待他们子女的问题，
也应按照中央决定的精神处理。摘掉地主分子、富农分
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帽子的人，今后不要称他们为
摘帽的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而
应依照他们的工作或职业，相应地称为社员、工人等，
同人民群众一样享有公民权。
通知说，在四类分子中，对部分错定了的人，必须
认真负责地做好平反改正工作。凡是错定的，即便已经
死亡，也应平反纠正。
通知要求各级公安机关迅速行动起来，集中力量抓
好贯彻落实中央决定的工作。按照中央规定，要把群众
评议，报县（市或市辖区）革委会批准，张榜公布摘帽
名单这几个程序，衔接得很紧，力争在较短的时间内，
把这件事全部办好。
材料二
实事求是地解决好四类分子摘帽问题
公安部部长赵苍璧同志答 新华社记者问
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地主、富农分子
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各级公安机关
正在坚决认真地贯彻执行。为此，本报记者走访了公安
部部长赵苍璧同志，请他谈了以下一些问题。
问：首先，想请你讲讲中共中央作出的这一英明决
定有何重大意义。
答：我们党和政府对于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
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历来采取把他们放在群众之中，
通过集体生产劳动监督改造的方针，目的在于把他们改
造成为守法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是毛泽东同志为
我们党制定的重大政策。在这方面，我们的基层组织和
人民群众多年来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有相当一部分四类分子经过努力改造，已经陆续摘掉了
帽子，恢复了公民政治权利。现有的四类分子，经过长
期改造，绝大多数是老实守法的，在林彪、“四人帮”
掀起反革命的疾风恶浪中，有破坏活动的四类分子为数
极少，充分证明了党的改造四类分子政策的正确和成功
。现在，党中央决定对绝大多数已经得到改造的四类分
子一律摘掉帽子，完全符合四类分子改造的实际情况。
解决好他们的摘帽问题，不仅解放了这部分人，而且使
他们的家属子女能够放下家庭出身的包袱，轻装前进，
这对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速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
代化，将起极大的积极作用。在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的
新形势下，党中央决定采取这一重大措施，是大得人心
的，全党和全国人民是热烈拥护的，必将进一步发展全
国安定团结的大好政治局面。
问：中央决定中提到对至今确实没有改造好的极少
数地、富、反、坏分子，要继续加强监督改造。这里讲
的“极少数”，应当怎样掌握？
答：中央提出，凡是多年来遵守政府法令、老实劳
动、不做坏事的，一律摘帽。应当说，目前绝大多数四
类分子，都具备了这一条件。遵守政府法令，含意是很
清楚的，不需要解释。老实劳动，是指那些有劳动能力
的四类分子，能够做到积极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至于
有些年老体衰已经丧失劳动能力的四类分子，就不能因
为他们不参加劳动而影响摘帽。不做坏事，这是一个严
格的政治标准，就是指没有搞阶级报复、没有搞打砸抢
以及其他现行反革命和刑事犯罪活动。不要搞土政策，
不要抓小辫子，例如把搞家庭副业说成“搞资本主义”
，把提意见说成“乱说乱动”，等等。因此，不能摘帽
、需要继续监督改造的四类分子，应该是极少数在林彪
、“四人帮”横行时确实做坏事的人。这个极少数，是
从四类分子的整体来说的，就一个具体地方、一个具体
单位来说，这样的人可能有，也可能一个没有。没有就
是没有。我们***人办事，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
出发。只要是具备摘帽条件的四类分子，就应当一律给
他们摘掉帽子，这样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有好处，不要顾
虑重重，怕这怕那。
问：本报收到不少读者来信，要求对错定为四类分
子的人进行纠正，请你讲讲这个问题。
答：根据各地公安机关的调查，确实有错戴四类分
子帽子的问题。这个问题，主要是这些年林彪、“四人
帮”颠倒敌我关系、破坏党的政策造成的，也有少数是
定性不准、工作中的差错。对错定为四类分子的人，不
是摘帽的问题，而是必须本着“有错必纠”的原则，认
真负责地予以纠正。即便是已经死亡了的，如果确实是
错定为四类分子的，也应给以纠正。
问：对于摘了地、富、反、坏分子帽子的人，今后
应当怎样对待？如果他们之中有人违法犯罪，是否需要
重新戴上帽子？
答：四类分子摘掉帽子以后，应当按照他们从事的
工作或职业，相应地称他们为社员、工人、教员等。他
们应当享有我国宪法所规定的公民的一切基本权利，而
不应当对他们有任何歧视或者变相歧视，不要再叫他们
“摘帽地主”、“摘帽富农”、“摘帽反革命”、“摘
帽坏分子”，更不能把他们继续列为“专政对象”。他
们之中如果有人犯了错误，也应当运用处理人民内部矛
盾的方法，给予批评教育。至于有人犯了罪，那就应当
根据他们的犯罪事实，依照法律，犯了什么罪就按什么
罪处理，而不应当再给戴上原来的帽子。
问：对于刑满释放或管制期满之后，现在还戴着反
、坏分子帽子的人，应当如何处理？
答：刑满释放或管制期满的人，有的戴着反、坏分
子的帽子，有的没有戴帽子，情况不尽一样。这些人中
，现在还戴着帽子的，应当同其他戴帽四类分子一样，
按照中央规定的条件，评议他们的摘帽问题。今后，刑
满释放或管制期满之后，一律不要再戴反、坏分子的帽
子。
问：对于极少数需要继续放在群众中监督改造的地
、富、反、坏分子，如何实行给出路的政策？
答：对地、富、反、坏分子给出路，是我们党的一
贯政策。对于这次还不能摘掉帽子的极少数四类分子，
在改造过程中，一定要坚持同工同酬，按照他们参加集
体生产中所付出的劳动，与同工种的其他社员、职工一
样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不得让他们搞无偿劳动。对于
在生产劳动中做出成绩的四类分子，除不能享有荣誉奖
以外，可以享受与其他社员、职工同样的超产物质奖励
。在政治上，只要他们努力改造好了，就应摘掉他们的
帽子。总之，对于这次还不能摘掉帽子的极少数四类分
子，只要他们老实守法，加紧改造，他们的前途也是光
明的。
问：对四类分子的子女落实政策，应当注意些什么
问题？
答：对四类分子的子女，重在本人表现，这也是我
们党的一贯政策。出身于地、富家庭从事各种社会职业
的人，他们的父辈属于剥削阶级，他们自己是社会主义
的劳动者。反、坏分子的子女，他们的父辈犯了罪，他
们自己是无辜的。这本来是十分清楚的事情。四类分子
家庭出身的子女受歧视的现象，是社会主义法制不健全
，社会民主生活不正常的一种表现，必须坚决彻底地予
以纠正。要按照党中央决定，全面地彻底地解决地、富
家庭第二代定成份和第三代改出身的问题。今后，一定
要坚决贯彻党的重在本人表现的政策，使出身于四类分
子家庭的子女在入学、招工、参军、入团、入党和分配
工作等方面，享有同工农家庭出身的人同样的待遇。
问：你是否可以讲一讲，今后基层治安保卫委员会
的任务是什么？
答：基层治安保卫委员会，是群众性的治安保卫组
织，它的主要任务历来就是做好防特、防盗、防火、防
其它灾害事故的“四防”工作。广大基层治保人员过去
在监督改造四类分子方面，做了很多工作，现在绝大多
数四类分子能够得到改造，摘掉帽子，是与基层治保组
织长期的帮助教育分不开的。今后，有些基层单位虽然
没有监督改造四类分子的任务了，但是基层治保会“四
防”工作的任务仍然是很重的。从全国来看，即使原来
的四类分子全部没有了，也还会有极少数敌视和破坏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
我们还要同社会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间谍特务作长期
的斗争；还要加强治安管理，维护好公共秩序；还要花
很大力气去同火灾、车祸等各种治安灾害事故作斗争。
因此，我们决不能放松阶级斗争，决不能削弱无产阶级
专政。必须继续贯彻在党委领导下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和
专门机关相结合的方针，扎扎实实地做好各项治安保卫
工作，为加速四个现代化创造更加安定良好的社会环境
。
1979年摘帽。
1979年1月1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
《决定》指出，除了极少数坚持反动立场、至今还没有改造好的以外，凡是多年来遵守政府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主、富家分子以及反、坏分子，经过群众评审，县革命委员会批准，一律摘掉帽子，给予农村人民公社社员的待遇。
历史背景
"地富反坏右"包括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同时还包括这些人的子女。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黑五类”及其子女在入团入党、毕业分配、招工、参军、恋爱和婚姻等方面都受到了歧视和限制。
历史是变动的，黑五类的外延也在不断扩大。在公私合营阶段，爱国资本家是社会的宠儿，公私合营完成，资本家被赶下光荣榜，成为黑五类。“文革”之前，军人干部是政治运动的主力军，“文革”开始，一部分在政治运动中失势的军人干部被赶下主席台，黑五类的队伍再次壮大。
一首广为流传的民间诗歌，名字叫《地富反坏右》，形象地说明了黑五类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命运：地富反坏右，共同把罪受，说批斗就批斗，隔三差五挨顿揍。
-地富反坏右
豫公